马谡——诸葛亮刀下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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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泪斩马谡被传为千古美谈，认为这是诸葛亮执法无私、忍痛割爱的壮举，堪为后世执政者楷模。其实不然，挥泪斩马谡不足为训，反给诸葛亮和西蜀历史留下了遗憾。

　　诸葛亮南征时，马谡对南中形势分析得十分精当，他说的“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曹魏），彼知官势（西蜀）内虚，其叛亦速。若殄（杀）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见《三国志·马谡传》注释《襄阳记》）由是观之，马谡虽存在言过其实的致命弱点，但还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因此陈寿说其：“才气过人”。

　　马谡被刘备从荆州带到四川，仅当过绵竹、成都县令和越嶲太守，从未参与过军事，更没有领兵作战的实践。应该说，这是偏才，只具备宏观的战略知识，体察不到军事活动的细微之处，更没有亲临战事的心理锻炼。诸葛亮破格提拔马谡，不仅因为荆州籍，更因自己与马良的关系特殊，马谡自然是“小兄弟”。荆州籍高级将领经关羽荆州之败，刘备夷陵之败后已荡然无存，此时的军中主要用事者，都是涿郡籍和益州籍，自己虽处于主帅地位，但是担心使用外籍将领甚不顺心，如魏延，为着“北伐”的进军路线，常发泄没有采纳个人意见的怨言。更重要的是，一旦要接受“十锡”登上皇帝宝座，由于这些人对刘备的感恩戴德，自然会充当障碍角色，军权又使这些人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马谡任前敌总指挥成功，自然会取代魏延、吴壹等人在军队的地位，成为自己的“铁哥们儿”。

　　由于宗派主义的用人标准，西蜀因人口稀少而缺乏人才的窘迫就更为突出，一次，诸葛亮接待曹魏使臣时，偶然问起了石韬和徐庶两人。当得知分别出任典农校尉和御史中丞时，感慨万千地说道：“魏国的人才真多呀！”（原文为“魏殊多士邪！”见《

　　安居在家是父子关系，受命于国家之事，是君臣之分。(没有父子关系)充分体现曹丞相执法严明，不询私情，教子有方，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这种美德值得中华民族借鉴和发扬。! ----罗贯中

魏略》）

　　拔参军马谡委以重任，是诸葛亮培养“接班人”的一个举措。马谡具有着意培养的优越条件。其一，有一张甚为优秀的履历表，少时兄弟五人“并有才名”，年轻时追随刘备入川，投身较早，且担任过县令、郡守等职务。其二，自小熟读兵书，有“善论军计，才器过人”的长处；这是培养提高的坚实基础。其三，有年龄优势，马谡死时三十九岁，小于诸葛亮十岁。其四，更重要的是，马谡不仅属于荆州籍，且与自己有特殊的血缘延伸。四个条件集于一身，这在西蜀众多将领中不可多得，属绝无仅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忽视马谡言过其实的毛病，不顾刘备“不可

　　竖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宝刀却不老!

大用”的叮咛，破格提拔着意培养就有深藏不宣的目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培养是一个误区，而且已有诸多教训。历代王朝大都从少不更事的子孙中选拔皇储，并进行着意培养。结果却是，奋发者培养了无为者，节俭者培养了奢侈者，精明者培养了昏庸者，开国者培养了亡国者。当然了，他们出于私天下考虑，即令这一轮回反复地不可逆转地出现，也不愿将江山拱手让于他人。从这一点讲，这种培养虽然荒谬，却别无选择。只要承认家天下理论，“培养接班人”途径就是一座非走不可的独木桥。

　　在三国之前，尊亲合一的官吏遴选制度逐渐没落，从商汤选拔伊尹于奴隶开始，举荐逐渐成为官吏的主要来源。东汉末年，举荐制度虽然表现出致命弱点，但是由于三国纷争的特殊历史，它的回光却闪烁着耀眼光辉，无论曹魏、西蜀或东吴，其出类拔萃者，十之八九来源于举荐，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战乱时期的举荐，已经包含了很大成分的竞争，这时的人才如囊中之锥，都属于脱颖而出，是在激烈的社会动荡和战争中锻炼出来的，严格遵循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领导人只是依其能力，提供给锻炼的机会，仅此而已，没有其他。而培养提拔类，就有了揠苗助长的嫌疑。彻底运用竞争机制者莫过于曹操，他对部下是这样，对身后接班人也是这样，是在实践中反复考验，给他们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中间，曹操没有使用培养的方法。培养只调动一个人的积极性，而压抑打击了一人之外其他所有人的积极性；只有竞争，才能使所有人的积极性得到保护与调动。培养带着领导者强烈的主观愿望，这种主观愿望的个人色彩极为强烈；竞争以客观做标准，十分公正。可惜诸葛亮走不出培养提拔的误区，并将皇储制度推而广之滥用于将领。这是历史的倒退，是尊亲合一的翻版。倒退当然得付出代价，街亭之败在所难免。可惜西蜀人才未能柳树成荫，诸葛亮精心栽植的花苗，尚未曾待其开绽，已被栽花人一刀剪断了花蕾。

　　街亭失败后，撤兵回到汉中时，诸葛亮心情应十分复杂。南征不是一场真正意义的战争，以训练有素的铁甲将士，讨伐南方少数民族的“叛变”，而孟获他们的军事思想、军事训练都十分幼稚，甚或没有常备军，而是临时纠集的乌合之众，诸葛亮无惊险可言，无硬仗可打。萦绕胸怀的，只是如何巩固胜利成果，使西蜀后方长治久安。第一次“北伐”是他真正领兵的开端，他不是久经沙场的将帅，这是第一次统兵，又是第一次失败，对失败原本缺乏心理锤炼，况且他一生自视其高，认为自己是出将入相的全才，可以与管仲、乐毅相提并论，孰料刚出兵“北伐”就打嘴，这自然令他脸红。出师“北伐”前朝野都不赞同，只是他大权在握，所以能独断专行。如今失败了，在舆论面前十分难堪。违众提拔马谡原以为立足长远，是一招难得的妙棋，不承想却弄得面目全非，自然要产生用非其人的懊悔并由爱生恨。出师前诸葛亮踌躇满志，似乎有必胜的把握，故而在《出师表》中，信心百倍地表示：“不效，则治臣之罪”，这已近似于军令状。如今果然失败了，军令状要不要兑现?当然不能了，一方面是担当不起，另一方面是心有不甘，他要把“北伐”进行到底。在十分复杂的心理支配下，诸葛亮无奈中斩了马谡，并将处分扩大化，同时斩了马谡的部将张休、李盛，夺了将军黄袭的兵权，髡了陈寿父亲的头发加以羞辱；将军向朗因马谡逃跑时知情不报，李邀因请求赦免马谡均被免官。

　　处理完马谡一案，善后诸事已画上句号，诸葛亮又上表自责，指出“街亭违命之阙（失败），箕谷不戒之失，咎皆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并提出“《春秋》责帅，臣职是当”的原则，请求“自贬三等，以督厥咎”（见《三国志·诸葛亮传》）的处理意见。

　　这时候，诸葛亮闭口不提“不效，则治臣之罪”的军令状，而是提出《春秋》责帅的原则。在这里，诸葛亮言行发生了尖锐矛盾，既然“责帅”，失败的全部责任，至少是主要责任就应由自己承担，马谡仅是次要者，又何以发生处分的主次颠倒?既然杀马谡，那么，失败的责任就不应“臣职是当”。显然，他推卸了任人失察的具体责任，担起了空泛的不负责任的“领导责任”。更何况，箕谷失败的重要原因是赵云的疏于防范，从而导致大军被洪水袭掠，街亭失败是马谡认识的僵化。两相比较，后者更有宽宥的理由，但却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轻重再一次倒置了。这一次倒置则是徇情，因为赵云是旧臣宿将，功勋卓著，又是涿郡籍的代表人物之一，杀之会引起朝野震动，故而将军法搁置一边，仅作了行政处分，将镇东将军贬之为镇军将军。

　　后来，蒋琬同诸葛亮谈及马谡被杀时，举了春秋时期的例子说：楚成王杀了败将楚得臣，敌国晋文公的高兴程度可以想见（楚得臣是楚国不可多得的三军统帅）。进而引申道：“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诸葛亮流泪回答说：“孙武所以能制胜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邪?”（见《三国志·马谡传》注释《襄阳记》）此说受到后人的诸多赞评，其实这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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