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厉行节俭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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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历史作为中国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今天三国历史频道就给大家来说一说三国中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三国时期的曹操,历来是人们褒贬不一、多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三国志•;武帝纪》称曹操为“汉相国参之后”,(即曹参的后代)历代均为官宦,而其父曹嵩却是曹家养子;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

  一凤并一,相将到蜀中。才到半路里,凤死落坡东。风送雨,雨随风,隆汉兴时蜀道通,蜀道通时只有龙。

侠放荡,不治行业”;年轻时曾多次上疏切谏,批评朝政,自己却“持法峻刻”,甚至属下有错也棒杀之;好学多思,手不释卷,在文学上多有建树,而更突出的则是伴随着奸诈的“运筹演谋”,在屡败屡战中的克敌制胜。正如名士许子将当面对曹操的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正因为如此,后人对曹操之人之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演义。本文避开这些,仅就曹操之节俭作一些探讨。在曹操这样具有多重性格的历史人物身上,节俭虽然只是其生活中的一个细节,但也应该作为曹操的一个可圈可点之处。

曹操厉行节俭的一面

    一

    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帏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攻城拔邑,得靡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这是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中引用《魏书》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对曹操之节俭所作的综合性评价。

    节俭是曹操的性格特点,这与当时兴兵结盟讨董卓的其他诸侯相比,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鲜明特点。《三国志》记载,“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袁绍作为讨伐董卓的盟主,竟然因为得到一块玉印而炫耀卖弄,这不仅引起了曹操的极大厌恶,而且“由是益不直绍,图诛灭之。”这件事竟为后来的官渡之战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节俭是曹操性格特点的外在表现,抑制贪欲则是其内心基础。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曹操在令中公开宣示了自己的经历和政治抱负,称自己“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同时宣布退回皇帝所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两万户的封地,只留武平一万户。建安十八年五月,汉献帝派御史大夫郄虑策命曹操为魏公,曹操上书答谢时说了很有名的四句话:“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岂敢自私”。直到建安二十四年冬东吴孙权上书称臣,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还骂他“是儿欲踞吾著炉碳上耶!”

    曹操不仅自己不好华丽,也使子女、后宫都做到了节俭朴素。“公女适人,皆以阜帐,从婢不过十人。”曹操夫人卞氏常说,“居处当务节俭,不当望赏赐,念自佚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俭日久,不能自变为奢”。《三国志•;后妃传》还记载,曹操为卞夫人弟卞秉建了一座房子,建成之后,卞夫人到弟弟家,请亲戚吃饭祝贺,“菜食粟饭,无鱼肉。其俭如此”。直到曹操孙子曹叡当了魏明帝的时候,尚书卫觊还上疏劝谏,“当务之急,宜君臣上下,并用筹策,计较府库,量入为出。”特别说道,“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亲览也。”(《三国志•;卫觊传》)可见前说不谬。

    值得一提的还有曹操禁止厚葬之风,当然他自己也绝不把金银珠宝埋在死后的墓葬里享受虚妄的永恒。建安十年大破袁谭,平定冀州之后下令,“公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建安二十三年六月又下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因高为基,不树不封”,“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汉书》还曾记载曹操曾下令“士卒为军死,为槥”,即用小棺葬之。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在六十六岁死前的遗令中,嘱“敛以时服,无藏金银财宝。”对于曹操的薄葬,后人妄加揣测。大约到宋朝的时候,有人说曹操为了不让别人盗墓,在漳河一带筑了七十二座坟墓以为疑冢,其中只有一座是真的。蒲松龄写的《聊斋》里,则说一个渔民在七十二冢之外找到了水下的曹操墓。(《聊斋•;曹操冢》)这些都是传说的故事而已。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所以禁厚葬,最主要的是因为“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所以遗令规定,“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曹丕称帝以后,在黄初三年冬以首阳山东为寿陵,并作制说明了薄葬的道理和方式。他说,葬就是藏,也就是让人见不着。葬于山林,就应该与山林浑然合于一体,因此不建寝殿、园邑、神道。最后,他立下最重的诅咒,来防止后人改变他的遗嘱。说“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真是说得情词恺切,信誓旦旦,这足以成为曹氏父子节俭之风的盖棺定论。

    二

    司光说过,“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资治通鉴•;汉纪》)节俭从来都是值得提倡的好风俗。因为俭可养德,俭可防奢,而贪则必由奢起。故俭与奢相对立,奢与贪相连结。曹操既节俭,也必然地会坚决地反对铺张,禁止贪污。

    曹操素有“整齐风俗”之志。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汉光和末年,曹操为骑都尉,因为讨伐颍川的黄巾起义有功被任为济南相。当时济南管辖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籍。”曹操到任之后,“咸皆举免,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窜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当时还有一个建祠风,“奢侈日甚,民生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不能不承认这是曹操纠正时弊的一大贡献。

    服饰也体现一种社会风俗。汉朝末年,王公大吏们一般都以戴幅巾为雅,很多将帅,也著缣巾(一种质地细薄的丝织品),闹得文武不分,不伦不类。曹操以为,当时“天下凶荒,资财匮乏,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贵贱,于今施行,可谓军容。”直到黄初二年,曹丕召见故汉太蔚揚彪,让他拄拐杖,带鹿皮冠,揚彪还辞让不听,仍然穿着布单衣、带着曹操所推行的皮弁去见曹丕。

    还有一个涉及到尽人皆知的以称象而著称聪明的曹冲的故事,可以说明当时曹操是如何禁止损失浪费的。《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记载,“

  出人头地建奇功

时军国多事,用刑严重。太祖马鞍在库,而为鼠所齧,库吏惧必死,议欲面缚首罪,犹惧不免。冲谓曰:待三日中,然后自归。冲于是以刀穿单衣,如鼠齧者,谬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问之,冲对曰:世俗以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单衣见齧,是以忧戚。太祖曰:此妄言耳,无所苦也。俄而库吏以齧鞍闻,太祖笑曰:儿衣在侧,尚齧,况鞍悬柱乎?一无所问。”马鞍被老鼠咬了都是死罪,谁还敢随意浪费呢?

    对于贪滑之人,曹操更是不留情面。《三国志•;文帝纪》中说,建安十三年,司徒赵温为讨好曹操,推举曹丕茂才。曹操上表说,“温辟臣子弟,选举故不以实”。最后竟因此免了赵温的官。荆州刺史徐质也学着曹操,严惩行贿者。裴松之为《三国志•;徐质传》作的注中讲了这样一件事。说徐质帐下的一个都督,为了巴结徐质的儿子徐威,在徐威探父返回京都前,先请假回家,然后在半路上与徐威结伴,“每事佐助经营之,又少进饮食,行数百里”。后来徐质知道这件事以后,打了这个都督一百棍子,还将其开除。当时的吏治之清,由此可见一斑。

    曹操治家也是同样的严格。他深知《易经》所说的“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所以先管住了自己的夫人卞氏,当然也就管住了子女和后宫。据裴松之为《三国志•;后妃传》作的注中记载,曹操为了考察和教育卞夫人,有一次得到一些有名的首饰之后,让卞夫人自己选一件。卞夫人选了一件中等的。曹操问她为什么选这个,她巧妙地回答说:“取其上者为贪,取其下者为伪,故取其中者。”可以想见,这个答复是能令曹操满意的。

    三

    古人说,吏洁于上,俗移乎下。建安、黄初年间所以称之为“节俭之世”,(《三国志•;何夔传》)这与曹操、曹丕父子身体力行是有直接关系的。正如夏侯玄所说,“夫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朴素之教兴于本朝,则弥侈之心自消于下矣。”(《三国志•;夏侯尚传》)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曹操属下的重臣名将当中,很多人都有节俭清廉的记载。比如,大将军夏侯惇“性清俭,有余财辄以分施,不足资之于官,不治产业。”侍中光禄大夫荀彧及其子荀攸,“皆谦冲节俭,禄赐散之宗族知旧,家无余财”。曹操曾说,“孤与荀公达(即荀攸)周旋二十余年,无毫毛可非者。”议郎张范“性恬静乐道,忽于荣利”,“救恤穷乏,家无余资,中外孤寡皆归焉。赠遗无所逆,亦终不用,及去,皆以还之”。东曹掾毛玠,“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玠居显位,常布衣蔬食,抚育孤兄子甚笃,尝赐以振施贫族,家无所余。”御史中丞鲍勋“内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无余财。”御史大夫华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公卿尝并赐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司空椽属司马朗,“虽在军旅,常粗衣恶食,俭以率下。”西曹令史梁习,“勤劝农桑,令行禁止”,“而居处贫穷,无方面珍物”。侍郎杜恕,“推诚以质,不治饰”,曾上疏说:“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术,在于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江夏太守桓禺,“清俭有威惠”。尚书常林“节操清峻”,“虽贫,自非手力,不取之于人。”他与吉茂、沐并、时苗四人为《清介传》。吉茂“不耻恶衣恶食”,“其或馈遗,—不肯受”。时苗始为官时,“乘薄軬车,黄牸牛,布被囊。居官岁余,牛生一犊。及其去,留其犊。”御史中丞崔林,“贫无马车,单步之官”,就是步行去上任。文学椽王观,“治身清素,帅下以俭,僚属承风,莫不自励。”汝南太守满宠,“不治产业,家无余财”,有“清忠俭约之节”。如此之类,不一而足。

    四

    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何以能如此节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一,客观形势所迫。经过了黄巾起义和董卓作乱,汉朝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摇摇欲坠。是时“天下大乱,豪雄并起”。各路诸侯在讨伐董卓失败以后,纷纷拥兵割据。强者虎视天下,竞相逐鹿中原,弱者保境自守,意在称霸一方。战乱频仍,天灾不断。政治、经济、社会形势都相当严酷,真是“存亡危机之秋也”。曹操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汉灵帝中平六年散尽自己的家财,在家乡孝廉卫兹资助下,聚合五千多人,打起讨伐董卓大旗的。董卓被诛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资治通鉴•;汉纪》)此后三十多年战乱不断,戎马倥偬、艰难困苦的环境几乎使帝王到百姓任何人都无由得奢。期间很多的重大战事,都是因为粮草不足而出现危机。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兴平元年,曹操与吕布在濮阳大战,“与布相守百余日,蝗起,百姓大饿,布粮食亦尽,各引去。”“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建安五年,在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曹操因军粮不足,曾与荀彧商议,欲退还许都。在北征乌丸时,“天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丈乃得水。”赤壁之战后,曹操在建安十四年的诏令中说,“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这个不得已,就是客观形势。

    其二,世风及名人先贤的影响。当时,名士必读的《易》、《礼记》、《尚书》、《论语》等,多有俭以养德的论述。如齐王曹芳的诏令中就直接引用“《易》称,损上益下,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汉朝初年的文景之治,突出的特点是上节俭,下宽民,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经济得以恢复发展。本朝之鉴,对曹操的影响相当深刻。曹丕为太子时就曾专门与大理王郎讨论过汉文帝的节俭。曹操年青时,最早慧眼识才的太尉桥玄见到曹操后说,“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由此使曹操名声益重。正是这个桥玄,死时“家贫乏产业,柩无所殡。”应当说,他对曹操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当时被称之为“行为士表,学任人师”的名士管宁,号称独行君子,有人说他“清虚足以侔古,廉白可以当世。”有人说他“清高恬泊,拟迹前轨,德行卓绝,海内无偶。”还有人说他“清俭足以激浊,贞正足以矫时。”曹操、曹丕父子两代数次请他出来作官,“以慰既往,以劝将来”,他都不为所动。这件事也时刻警醒着曹氏父子要克勤克俭。还有与管宁“俱以操尚称”的邴原、张范,也是“秉德纯懿,志行忠方,清静足以厉俗,贞固足以干事”。这两人都受到了曹操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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