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曹操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三国历史一直都是大家晶晶乐道的话题，今天三国历史频道就给大家来说说三国，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讨论

　　一、博大的胸怀，恢宠的气度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箫琴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每读毛泽东同志的这诗，就仿佛看到了三国时代的曹操，扬鞭催战马，逐鹿在北南。

　　曹操的名字，对我国人民来说，那是太熟悉了。一提起他，不少人就想起戏剧舞台上的那个白脸奸相。其实，历史上的曹操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出身于宦官家庭，在东汉末年的朝政日蜞怀日腐败中度过了前20年，在军阀蜂起，天下大乱之际登上了政治舞台。他的诗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抒发了他对战乱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悲哀和由此产生的平定天下的愿望。他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达了他为实现政治理想要延揽天下人杰的思想：山不嫌弃尘土乱石才称其为高，海不嫌弃涓涓细流才称其为深，我只有像周公那样，“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才能把天下人统一在我的麾下。历史上的曹操，正是从一兵一卒抓起，从一官一吏用起，用了19年的时间，将长江以北的局面扭转过来，实现了中国大半个版图的统一。

　　谈曹操用人，当首先谈他的气度。

　　曹操这个人，政治抱负宏大，在用人上，气度很是不凡。这在他与袁绍起兵的对话中，就充分表现出来了。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曹操最想任想争的是刘备和孙权。刘备是三国时蜀国的创立者，他在羽翼未丰时，曾一度与曹操合作。那时的刘备，虽然势孤力单，但在曹操看来，这是个可与自己打天下，也可与己争天下的屈指可数的英雄人物。“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因此，他对刘备十分敬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总想把他纳入自己的营垒。刘备不甘在曹操之下，表面上应付着曹操，实际上另有己图，他与曹操翻脸后，一次被曹兵打得大败，妻子和大将关羽都被生俘。在这前后，曹操的谋士程昱、郭嘉等，几次提醒趁机杀掉刘备，可曹操的回答只是一句话：“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心，不可。‘明知刘备是劲敌，也有机会杀他，但只要有一丝争取的希望，也不肯下手，这是何等的气量！惟恐杀一，丢掉一片，这又是多么的高明！

　　孙权是三国

　　龙游沟壑遭虾戏，凤入牢笼被鸟欺。

时吴国的统治者，他比曹操晚生27年，当是曹操的后辈。曹操从公元190年起兵，到208年挥师南下，整整19年，几乎是大战必胜。没料到在大功眼看告成时，因遇到孙权等人的顽强抵抗而惨败于赤壁。这一败，使曹操要达到的政治目标成了泡影，也使他看到了虎虎有生的新的一代领袖人物。“生子当如孙仲谋”。曹操在后期，不止一次地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并采取过多种措施，想把孙权拉过来。他让阮瑀为他起草的《与孙权书》，完全是站在平等立场上讲话，从“百姓保安全之福”，孙权也可为天下一统作出更大贡献的高度，劝导孙权与他合作。在曹操的殷殷招纳和刘备的夹击之下，孙权终于做出了称臣的表示，如果不是曹操在这种情况下突然死去，他把孙权争取过来是大有可能的。那样，三国的历史，就会以一老一少两位政治家的握手，大洒南北的统一而改写。

　　三国之主都能用人，但只有曹操思想着把另外两主用起来。孙权作为后生，对曹操的用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至于御将，古之少有，比之于操，万不及也”，对他来说，保江东是大局，不可能产生如何用曹操的念头。刘备是曹操的同辈，在曹操设法团结他时，他想的只是如何钻曹操的空子，捣曹操的鬼，也没有敢用曹操的奢望。一般来说，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用人的气度与取得的业绩是成正比的。天下三分，曹操得二，刘备和孙权各偏安一隅，绝非偶然。

　　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最值称道的，还是曹操正确对待反对自己的人，善于将对自己不利的人心，凝聚为对己有利的力量。曹操起兵时，只有本家庭的几个兄弟和侄子作骨干，七拼八凑，不足四千兵马。他想任刘备未获成功，但在任其他优秀人才上却收到了奇效，这样就使他在短短的几年内，造就了“谋士如云，战将如林”的庞大队伍。荀彧和郭嘉，是三国时大名鼎鼎的智囊人物，都曾是袁绍的幕僚，“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业，”率先弃袁投曹，曹操得荀彧，高兴地称他是“吾子房也。”郭嘉看透了袁绍“未知用人之机，”也跑到曹操营垒，曹操喜而赞之：“真吾主也”。官渡大战时，沮授、田丰、许攸都是袁绍的重要谋士，张郃、高览都是袁绍的大将，除田丰被袁绍忌杀外，都临阵投降了曹操。

　　“建安七子”之一陈琳，原为袁绍记事，替袁绍写文章，将曹操挖苦得骇然汗流。曹操抓住他后，惜他文采出众，只教训了几句，仍任他做了管文书的官。曹操对待投降过来的人，一不忌前嫌，二不试试看，与自己原班人一视同仁，量才放手而用，得益甚大。即使对那些降而复变或叛己投敌又被捉到的人，也千方百计再争取过来。宛城战前，张绣投归了曹操，因曹操要娶他的婶母，张绣一怒之下打了曹操措手不及，把曹操的爱子曹昂、心腹战将典韦等，都杀死了。

　　在一般人看来，曹操记张绣之仇该记一辈子。可是曹操不这样。他在官渡与袁绍打仗时，不由地想起张绣是如何厉害来，很想把他弄到身边以对付袁绍，于是派人游说招纳。曹操见了张绣，乐不自禁，好象根本没有前事，不但封他作了杨武将军，后还与他结为儿女亲家。官渡战中，张绣果然为曹操立了大功。魏种原是曹操的故旧好友，衮州战役曹操败绩，投敌叛曹的人很多，曹操说：“唯魏种不弃孤也”。没想到，魏种也逃叛而去，这真是大伤了曹操的脸面。不久，将魏种捉到，有人说，把他杀了算了。曹操思量再三，“唯其才也”，还是“释其缚而用之”。如此对待魏种，感召了其他叛逃的人，纷纷自动返回。

　　官渡胜利后，下属搜集到本营中一些人给袁绍写的欲降信，问曹操如何处理。曹操连看都不看，把信都烧了，便说：在大战时我自己还有丧失信心的时候呢，更不用说别人了。“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公云：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曹操这一把火，不知将多少人对曹操动摇的心，烧炼为对他的忠诚。对曹操和袁绍都很了解的杨阜，称曹操“能用度外之人”，真是一点不假。

　　领导就是用人，用人要有气度。只有“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士”，才能大业能成，成常人难成之举。我们要实现的是四化伟业，我们要调动的是各个方面各类人才的积极性。身为现代领导者，实应比曹操的用人气度更恢宏才是。

　　二、鲜明的原则，高超的方策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如果说，曹操在创业之初、地位未显时，多用招降纳叛等手段网罗人才，那么，在他有了显赫地位之后，便凭借手中的权力，公开树起了一面不拘微贱，不看身世，只要有才便吸收录用的旗帜。

　　建安8年（公元203年），曹操基本上平定了北方，即下达了《论吏士能行令》引用管仲的话宣布说：“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使贤者食于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东汉末年政吏十分腐败，“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名门士族垄断了吏治与人事的大权。

　　几经受挫，使曹操深深地感到，要真正造就一去生气勃勃的干部队伍，必须在改革吏制上作文章，于是做了7年的准备，终于在建安15年（公元210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公布了意义深远的《求贤令》。令中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出人头地建奇功

他唯恐人们不明白“唯才是举”的含义，特别举例说：“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现在难道没有象姜子牙那样胸怀大志而在渭水钓鱼的人吗?又难道没有象陈平那样被人说成是盗嫂受金而未遇到知音明主的人吗?）

　　闲散江湖者、欺嫂受金者中有大才，要挖掘重用，可见曹操纳贤用人不拘一格的决心和胆量。到公元214年、217年，曹操已是六十高龄的人了，深感人才不济、事业无继之忧，又两次下达了求贤令，进一步阐发“才”的含义，分析才与行的辩证关系，意在更多更快地博揽有这样或那样缺点，但有真才实学的人。他说：“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他强调指出：“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常格不破，大才难得。”

　　曹操求贤若渴，“唯才是举”，有时几乎达到挖空心思的程序，从而吸引了大批有志之士从四面八方拥进曹营，造成了曹魏政权鼎盛时雄兵百万、战将千员的局面。最负盛名的五个将军中，于禁、乐进拔于“行阵之间，”张辽、徐晃取于“亡虏之内”，“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对士族近亲之中的有识之士，曹操更是设法辟而用之。司马懿出身名门大户，才干超群，但不愿仕曹，曹操反复征招不出，竟用杀头相威胁，终于将司马懿弄到手。司马氏实现了曹操未竟的统一天下大业，正是从曹操重用司马懿时打下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曹操“唯才是举”，“不拘微贱”，并不是不讲德行。他要求的才，是德才兼备之才；他要求的德，是能够为其统一霸业服务的德。抛弃“唯才是举”中的封建糟粕，他提出的这一用人原则，至今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更需要补充的是，曹操还十分重视广开学路，从根本上培育人才，解决人才匮乏问题。在他下达《论吏士能行令》的同年，还下达了修学令，“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而教之”。象曹操这样重视用教育手段造就人才的人，在三国战乱时是很少见的。

　　三、阶级的局限，深刻的矛盾

　　谗言和诬告，历来是社会一大公害，尤其对干部队伍，危害更大。公害不治，人才难保。曹操既将各种各样的人才聚集在一起，也等于将各种复杂的人事矛盾加在了一块，在他那个庞大的干部队伍里，一个时期内，上下之间，内外之间，流言蜚语和谗言诬告不断出现。对待这个问题，中前期的曹操头脑相当冷静，采取的措施也很妥当，从而有效地保护了人才，保证了整个干部队伍的团结和稳定。

　　蒋济，最后官至太尉，是魏国的“四朝元老”。在蒋济刚走上仕途时，正赶上曹操兵败赤壁，曹操一边撤兵，一边想把江淮之间的民众北迁。在那一带任职的蒋济坚决不同意。曹操执意去办，不但没有办成，反把十多万人吓得跑到了吴国。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给曹操写了秘言，告蒋济要率众造反。曹操根据蒋济的一贯表现，认为这纯是诬告。于是，他立即把与蒋济在一起任职的于禁、曹仁等人找来，拿着告蒋济的信说：蒋济怎么会有这事呢?如有，算我认错了人。这一定是有人自己想叛乱，嫁祸于蒋济，以搅乱我的视听，达到叛乱的目的。他不仅没有责怪蒋济，反把蒋济调到自己身边工作，这样处理真是太恰当了，既将蒋济被告的事公布于众，公开保护了蒋济，也给在那个地区工作的于禁等人壮了胆。

　　曹操推行屯田制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除了任用的枣祗、任峻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还有一个叫国渊的人也做了大量工作。国渊很有才干，早年曾避乱到辽东，曹操平定北方后，被辟为“司空掾属”，主管屯田。国渊从实际出发，多次给曹操提建议，改进管理，官与民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受到了广大百姓的欢迎。“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况勤乐业。”

　　国渊的实绩很突出，但不知什么原因，老是被人诽谤。曹操见了诽谤国渊的信，十分生气，坚决要把诽谤者查出来。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国渊本人。国渊仔细揣摩信上的字迹和用语，采用招考学馆教师的手段，从试卷中顺藤摸瓜，终于挖出了诽谤者，使事实大白于天下。把诽谤信交给被诽谤人，请被诽谤人自己破案，充分显示了对被诽谤者的信任，国渊岂能不更加努力地工作?

　　曹操的智囊团，都是由名震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其中有个叫程昱的人，虽为曹操所钟爱，但个性太强，时常与别人闹不团结，时间一久，就有人告他要谋反，想借曹操的手泄私愤。曹操深知，程昱是有缺点，但绝不会背叛。有人越是告他，曹操就越厚待他。告状人见目的难以达到，只好作罢。郭嘉是曹操的“高参”，对他的话，曹操一般是言听计从。起初，有个叫陈君的人对郭嘉很不服气，就抓住郭嘉作风松散，行为不够检点的毛病，有机会就在大庭广众告他的状。每遇这种情况，曹操总是肯定陈君的态度是好的，但不说郭嘉不好，反倒对郭嘉更器重。这样，自然而然地把陈君引导到多看对方优点上来，气也消了，与郭嘉的矛盾也逐步缓和了。

　　曹操不听谗言，惩治诽谤，使朝外官得以安心工作；用看去似“和稀泥”，实则是废流言的手段，解决了朝内官员中的摩擦。这些做法乍看去很是简单，细分析，在当时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曹操毕竟是封建地方阶级的政治家，他虽有丰富的人才思想与实践经验，但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又决定了他不可能将其人才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善始善终地贯彻下去，何兹全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确是如此，他最大信，也最大诈；最能不杀人，也最能杀人。特别是在他称王以后的晚年，很难再听不同意见，猜忌骄横，使许多优秀人才死于他的刀下。

　　曹操的胸怀，是以天下为界限的。他在能够保全自己发展自己的基本前提下，对所有的人才都是爱惜器重的。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把天下人才当成自己的家人。家人对自己曾经不好，曾经做错过事，难道就要杀了他吗?这样的气魄，真的是人难企及的。

　　袁绍死后，曹操见审配不降而死，当时说道：“河北义士，何其如此之多，本初若能用，则吾安敢正眼觑此地哉！”他既是对这些人才不能为袁绍尽其才而感叹，也为自己不能招揽他们而深感惋惜。

　　曹操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可能他是在想“如果我有个儿子象孙权一样的话，也许东南方是一定可以平安无事，达到大治的了”；也可能在想“要是孙权是我的儿子多好”。

　　长安太守，襄阳太守，洛阳令……数不清的人才都是降将，没有以天下为家以天下人为家人的胸怀焉能如此，恨不得将天下所有人都团结到一起为共同目标努力的曹操，怎能不让人敬佩。

　　雄曹操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说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辱取温，无有缘饰。”曹操生性节俭，崇尚朴素，不喜欢用色彩华丽的被子，但求能御寒取暧。帐子破了，修补一下，继续用，一点也不铺饰豪华。曹操的家人都不着锦装绣服，侍御之人不穿双彩的鞋，都保持着朴素的作风。曹操这样做，当然不是因为吝啬，更谈不上因为穷。曹操掌一朝军政大权，“封兼四县，食户三万”，“穷”是与他挂不上边的。

　　曹操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豪爽慷慨，度量宏大。史书记载，曹操每攻下一座城池，缴获的战利品都赏赐给手下的有功之臣，所谓“功劳宜赏，不吝千金。”别人进贡来的礼品，他也拿出来与僚属分享。这些举措固然有笼络人心的一面，但也真实反映了曹操对金钱和荣华富贵的不屑。这也正是曹操的杰出之处。古云：“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只有克制自己的物欲，在品德上加强自律，才能不使自己的心志流宕往返。

　　曹操作为一个胸怀韬略的军事家，又兼备这样博大的胸襟，这样杰出的人物在事业上怎么可能不成功呢！由于种种原因，曹操没有能实现统一中国的夙愿，但他也刈灭了群雄，基本上统一了北方。曹操生前亲自耕种籍田，死后的丧葬也是从俭办理。《三国志》载，曹操临终前留下遗言：“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戊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曹操又安排自己的寿衣数量仅四箧。统一了半壁河山的曹操，葬事俭朴如此，即使千年之后，犹令人感奋不已！古代帝王将相历来不惜耗用大量人力物资修筑陵墓，以表“厚葬以明孝。”从西周前的木椁墓葬到垒土为坟、砖石墓，到东汉时，墓葬已发展到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的地下宫殿了。曹操遗言中说其丧葬“未得遵古也”，也就是主张不要从俗。曹操的墓葬中虽没有金银玉器充填棺椁，但他的丧葬在将相丧葬史上也不失为突出的一个例子。

　　也许有人认为并不能就此认为曹操崇尚节俭，证据何在?曹操讨伐袁术的原因，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也可探知一二。曹操讨伐袁术的借口就是因为袁术“衣被皆为天子之制”，又“僭号于九江”。灭袁术后，曹操已用重兵，况且曹操又“性不信天命之事”，于是就有人怀疑曹操将用兵反叛，僭履至尊。曹操为了释疑，当以袁术为戒，外尚节俭，实非本性。其实，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但从曹操对待属下的赏罚分明上显见他的不屑金钱的品性，而且在他的遗嘱中也表达了他俭葬的原因是“天下尚未安定，”人民贫乏，所以要部属各安其职，继续发展生产，实现统一中国的夙愿。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认识到曹操的浓厚忧国意识。史家赞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实不为过！

　　曹操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花脸奸臣，祸源首推《三国演义》。罗贯中为了标榜“皇统”，不惜歪曲史实，贬曹扬刘，以曹衬刘。当然，这也是封建时代广大百姓的封建意识的反映。假如曹操与罗贯中能同处当代，曹操上诉罗贯中“侵害名誉”，那么他一定能赢这场官司的。浅比曹操和刘备（看曹公的伟大，刘备的虚伪）

　　曹操和刘备在历史上都是一直充满着争议的两个人物。

　　1、天下人想评曹操为奸雄，莫不提吕伯奢之事。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不难看出，这些都是出自一个误会。大家试想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经过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之后，任何人都已无法保持冷静的头脑了。这些都是出自于一种求生的本能而已了。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你不杀人就要被人杀，试问大家如果身处于当时的情景，各位会作出何种反应?

　　另：有人说，陈宫就是因为吕伯奢之事而离开曹操的，此言差矣。《世语》曰：岱既死，陈宫谓太祖曰：“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宫请说州中，明府寻往牧之，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此时已经是初平三年。而吕伯奢之事是在中平六年，时间上已经过去很久了。

　　而我们大仁大义的刘皇叔呢?就没有曹操那么真率了，一张伪善的面具一直戴到临死。让徐州之美谈，自然是大家一场戏，演给天下看罢了：“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借此手段来收买赵云人心，真是委屈阿斗了；白帝托孤时以退为进，可叹临死了还不忘玩弄手段。可叹诸葛亮这个小流氓一直都给刘备这个大流氓玩弄于鼓掌之间。亦犹自感叹遇之明主。为了不让吕布为曹操所用，刘备也玩了一手阴的。“布告玄德曰：”公为座上客，布为阶下囚，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玄德点头。操回顾玄德曰：“何如?’玄德答曰：”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布目视玄德曰：“是儿最无信者！’（吕布以为找到了救命的稻草，没想到却是催命的阎罗）。

　　2、“若无孤，天下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大家都在说曹操是大奸臣，可惜终其一生都未曾称帝。相反的他都是一直在竭力维持着汉家王室。抑制豪强，加强集权。

　　公元190年，曹操和各路讨伐董卓大军一共十几万人马，在陈留附近的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集合，组成一支联军，大家推袁绍做盟主。但是，在酸枣附近讨伐董卓的联军却互相观望，按兵不动。大家可一点也不热心。连盟主袁绍都不想动，谁还愿意先动手呢?曹操看出他们只想保存实力，不想打董卓，心里很生气，就决定单独带着五千人马，向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进兵。遂败亦无可奈何。

　　曹操二十岁那年，当上了洛阳北部尉。他一上任，就叫工匠做了二十多根五色大棒，悬挂在衙门左右。他立下禁令，谁要是犯了禁，不管他是豪门大族，都用大棒责打。那时候，蹇硕有个叔父，是个出名的恶霸，依仗蹇硕的权势在洛阳横行不法，谁也不敢惹他。有一次，他在夜里带刀乱闹，触犯了曹操的禁令。曹操不管他来头多大，把他抓起来，用五色棒一阵痛打。经受不起，当场就死了。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洛阳。大家都赞曹操不怕权势，执法严明。宦官对他又恨又怕，后来，把他调出洛阳，去当一名县令。按理说：曹操是出自宦官世家，结果他背叛了那个腐朽的阵营，昭示了他进步，向往光明，公正严明的一面。

　　至于“大忠臣”刘备呢?汉献帝还未被废，他就偷窥大宝。二个儿子。一个刘封，一个刘禅。“封禅”都充斥了他的大脑！

　　刚刚窃取了汉中，就有那帮求功名利禄之人活动开来了。《三国演义》曰：于是众将皆有推荐玄德为帝之心；（为了自己捞好处！）未敢径启，（长耳贼早就等得急了！你们怎么还不来说啊?）却来禀告诸葛军师，孔明曰：“吾意已有定夺了。”遂引法正等入见玄德，曰：“今曹操专权，百姓无主；主公仁义著于天下，今已抚有两川之地，可以应天顺人，即皇帝位，名正言顺。以讨国贼。事不宜迟，便请择吉。”……老奸巨滑的刘备当然知道如果篡位称帝，必遭天下人之斥责，向来善于收买人心之人怎么会去当天下人的公敌呢?就假模假样的推辞再三就了汉中王之位。孔明又云：“主公宜从权变，先进位汉中王，然后表奏天子，未为迟也。”（根本就无视天子的存在！）只不过就在当了汉中王之后，再修表一道，差人赍赴许都。先斩后奏的后奏只不过是稍许的给汉献帝一点薄面罢了。

　　3、自力更生者与“六姓家奴”

　　曹操一生历经坎坷，刚开始之时兵少将寡。《魏武故事》曰：荧阳汴水之战数千（追击董卓被徐荣伏击的那一次），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可惜到了龙亢，士卒多叛，其不叛者五百余人），此其本志有限也。

　　如此艰险，让人无不叹息。为之缅怀。然而最让人扼腕叹息的还是张邈和陈宫叛迎吕布的时候，郡县皆应。荀彧，程昱保鄄城（今山东鄄城），范，东阿二县固守。“于是绍使人说太祖，欲连和。太祖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程昱止太祖，太祖从之。”

　　不管到了再怎么样困难的时候，曹操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刘备还要骂吕布是“三姓家奴”，他倒不想想自己这个流氓欺软怕硬，专门傍大款。他是几姓家奴呢?他先投靠公孙瓒，这是第一姓；后来曹操征徐州时，徐州牧陶谦遣使告急于公孙瓒手下田楷，楷和刘备俱前往救之，陶谦以丹阳兵四千赠他，有奶便是娘，刘备遂去楷归谦，此是第二姓；后来他兵败于比他更狠的流氓吕布，无奈之下只好投靠曹操，此是第三姓；因青梅煮酒之事，害怕东窗事发，就厚着脸皮去投奔昔日为敌的袁绍，此是第四姓；官渡之战见袁绍大势已去，关羽也流亡归来，就找好下家刘表，急不可待地跳了过去，此是第五姓；赤壁之战后因为混出了点名气，被刘璋请去，结果看中了四川的地皮，又欺负刘璋软弱。连本家亲戚的地盘也不放过，终于喧宾夺主，得成正果。此是第六姓。刘备这个“六姓家奴”在三国这个叛变是家常便饭的年代，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吧?我想吕布见了刘备也应该说：“我对于你的景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似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又似窗外来来往往的车水马龙，永无休止！

　　4、对于人才的任用方面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在人才任用方面向来都是求才若渴，知人善用。用人唯才，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看看三国演义中关于对待许攸的一段描写：“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在平定荆襄时，’入城至府中坐定，即召蒯越近前，抚慰曰：吾不喜得荆州，喜得异度也。‘另外徐晃，张辽，张郃，庞德，贾诩，文聘，韩蒿，王粲等都是降将，但是曹操都能够推心置腹，委以大任，成就大业。

　　而刘备在“凤雏”庞统的对待方面呢?作为荆襄名士，早已有水镜先生和诸葛亮介绍过了。但是玄德见统貌陋，心中亦不悦。就让他去当了一个小小县宰。到头来还是几个月后在张飞面前使出一点手段，才不至于明珠暗投。幸亏‘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否则孔明也会遭庞统之祸了。又岂能出山?可叹刘备竟是此等注重外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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