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董卓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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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卓，陇西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先是作过州郡吏，后来在段颎的推荐下，得到司徒种嵩的辟召，成了司徒府中的属吏，这也就给了董卓像

　　他一个金色的前程。因为在东汉，成为三公府的属吏，升迁的机会特别多，在短时间做到二千石的大官都有可能。但是，他似乎还是没有摆脱武人的宿命，朝廷看重的是他六郡良家子的出身，让他做了羽林郎，目的就是把他培养成为名将。所谓六郡，大概还是沿用了西汉的政区概念，指的是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大致相当于今天甘肃南部、宁夏、山西西部和内蒙古北部。六郡为汉帝国的西北边郡，《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记其民俗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所谓良家，即非医、非巫、非商贾、非百工，便可纳入良家的范围。董卓膂力过人，可以上马骑射，还有谋略，做一名职业军人，倒也适合他。

　　事实证明，董卓在军事上还真有些天分，然而他并不是一位常胜将军，到了东部，和黄巾交锋，他败了；到了西部，尤其是在凉州，他就能建功。于是，董卓就成了安定西部边疆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那次张温作为总统西部军事的汉军主帅讨伐凉州边章叛乱时，董卓随营效力，却不服调遣，孙坚（三国吴主孙权的父亲）就劝张温杀掉董卓，以肃军纪，张温却无可奈何地说：“董卓在西部声名远震，今天杀了他，以后战事一起，就没有依靠了。”

　　鉴于董卓在西部的强势，朝堂之上也就有限制董卓的呼声。在董卓再度出任前将军，统军两万平定三辅之乱后，这种呼声已经为灵帝所重视，他也不希望在西部出现与自己分庭抗礼的军阀。于是一纸诏书从洛阳发出，征调董卓出任少府。东汉的少府位列九卿，算是高官了，但所掌管的只不过是皇家的琐碎事务，董卓自然不会看中它，况且离开了军职，他就成了无源之水。于是，董卓公然抗命了，他在上书中说：“凉州现在还动乱不安，此时正是臣为朝廷效命的时候。而且臣的部属因为要报答臣对他们的旧恩，纷纷阻拦臣的车驾，使得臣实在无法上路。既然这样，就让我暂且行使前将军的职权吧！我一定会尽职尽责，杀敌立功。”董卓因为部属的阻拦而不能赴任，这是一个能让朝廷信服的理由?此时的董卓已经要挣脱约束，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了。

　　天高皇帝远，加之此时的朝廷也无心对这位实权派人物做出更严厉的惩治，只能委曲求全，惟一的希望就是解除董卓的兵权，对于董卓的抗命可以不再追究。第二纸诏书便又发了出去，这次是任命董卓出任并州牧，把一州的军政大权交给他，并且并州亦属边地，董卓曾经做过并州刺史，看来朝廷此次的任命较之前次是动了脑筋的。面对诱惑，董卓有些心动了。但他依旧清醒地认识到凉州对他的重要。在凉州的土地上，他要将有将要兵有兵。一旦脱离了故土，董卓虽为州牧，想有作为，恐怕还要从头做起。显然，他又不希望失去这次机会，怎么办才会鱼和熊掌兼得呢?

　　董卓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再次上书朝廷，对于出任并州牧一职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即就任并州牧可以，但他要带上他的亲兵。这对朝廷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为臣子的竟然敢明目张胆地同皇帝做起了交易。凭此举，就可以拿董卓问罪。可是，皇帝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国家疲弱，实在无力对这样的强臣做出处置。只要他能交出兵权，他有什么要求，就听之任之吧。

　　董卓便得意洋洋地率领着三千亲兵上了路，前往并州赴任。

　　与此同时，洛阳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灵帝驾崩，帝国政治一度处于真空状态。新皇帝要登基，士人要解决多年来与宦官的积怨，宦官要寻求生存的空间，这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使得国家政治在焦虑中等待着未卜的将来。对于这位“悠然自得”的并州牧似乎已经忘记了。

　　但外戚大将军何进却听信了袁绍的建议，要征调外兵进京，以此逼迫太后做出诛杀宦官的决定。这种迂回的做法看似画蛇添足，毫无意义可言，但对于被征调的一员，董卓却看到了新希望已经萌芽。

　　这就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回到中平六年的夏季。何进要杀宦官，是因为宦官中有一个异己分子——上军校尉、小黄门蹇硕，他手中有兵权，他与董后结盟，他还希望皇子协做皇帝。蹇硕被除掉了，何进要杀宦官的动力也就没有了。但是，杀宦官可不是何进自己的事，说不杀也就不杀了。袁绍等人害怕何进变计，才建议引外兵进京。何进之所以会答应，是因为何进想借此给宦官提个醒，而袁绍却另有打算。

　　在袁绍献此计之前，他满脑子里全是建宁元年事变，窦武、陈蕃要杀宦官反被宦官所害，症结在哪里?除去北军失控的因素外，还有什么可以引以为戒的?当年陈蕃与外戚大将军窦武能够合作，是因为窦武具有士人的身份，一旦肃清宦官之后，大概可以避免重走外戚专政的老路，太后也许会因为陈蕃有恩于己，以及父亲与士大夫的亲密无间，还政与臣。可是，袁绍面对的何进，是个“屠家子”，士大夫不会发自内心地去接纳他。何太后对士大夫也没有丝毫的好感，即便是借助何进的力量剪除了宦官，也不知士大夫能否从中获益。既然存在未知，而何进又在诛除宦官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一旦何进变计，就会倒向宦官一方，士大夫必将遭受灭顶之灾，为防患于未然，还是有所准备的好。而应对突变，拥有武装是最佳的选择。

　　当时对引外兵入京持反对意见的陈琳、曹操和郑泰只看到了消极的一面，是站在了何进的立场上考虑这一问题，却未想到外兵可以为己所用。

　　我们已经知道此次要进京的外兵共有八支，除毌丘毅一支难以查明外，其他七支的向背是可以推断出来的。桥瑁，是灵帝朝太尉桥玄的族子。桥玄，是位能臣，可以说位“称职相”，只是后来因为对政治丧失了信心，甘愿引灾异自劾。桥瑁作为名公之后，他的郡国兵理应站在士大夫的阵营中。王匡、鲍信是和伍孚一样的侠士，诛灭宦官，他们岂能畏缩?再说丁原、董卓，他们与袁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这则秘密后来由公孙瓒揭示出来。那是在公孙瓒与袁绍交恶的时候，公孙瓒向天下公布了袁绍的十宗罪，在当时，凡是这样的文字不仅要写得漂亮，而且还要有实际的内容，要做到揭露隐秘，直刺敌人的最痛处。在公孙瓒的记忆中，袁绍犯下的第一宗罪就是：“何氏辅政，绍专为邪媚，不能举直，至令丁原焚烧孟津，招来董卓，造为乱根。”（《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注引《典略》）由此可见，丁原、董卓的行动实际上是要听命于袁绍的指挥。而张杨、张辽二人，原本就是丁原的部下，与丁原共进退也在情理之中。后面我们要谈及的由袁绍主盟的关东联盟中，还会遇到桥瑁、王匡、鲍信、张杨等人，这也证明了袁绍完全可以驾驭外兵。

　　除外兵外，京师中能够明确的亲袁武装有虎贲中郎将袁术统领的虎贲卫士、典军校尉曹操所部，并且袁绍还秘密地招募了千余人，埋伏在洛阳城外。这一切都在预示着以袁绍为代表的士大夫要放弃何进，一旦何进变计，也就是士大夫动用武力之时。

　　何进对此也有所觉察，虽然他同意了袁绍的建议，但几乎在同时也免去了袁绍的军职，让他去做了司隶校尉，名义上给了他很大的权力，让他“专命击断”，实际上是对袁绍的防范。而对于外兵进京，何进也做出了纠正，前面我们讲到何进派种劭宣诏阻止董卓进京。单就何进选派种劭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到何进要放弃引外兵入京的计划。为什么这么说呢?董卓抗命已经不止一次，诏书对于他的制约很有限。但是，持诏者是种劭，这就不同了。董卓曾经接受过种嵩的辟召，是种嵩的故吏，而种劭是种嵩孙，按照东汉的官场规则，故吏视举主为

　　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豕犬而---演义中曹操原话 ----曹操

君，钱穆先生把这一现象称之为“两重君主的观念”，吕思勉先生认为这是“封建的余习”心理在作怪。故吏对于举主的后代都要礼遇，不能有丝毫的造次。并且，种嵩在西部的威望很高，在他死的时候，“并、凉边人咸为发哀”（《后汉书》卷五六《种嵩传》）东汉错金铁书刀。有了祖上的恩德，种劭却兵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情。何进阻止董卓进京的决心可见一斑。

　　但种劭并没有阻止住董卓的进军步伐，董卓进入了河南境内，何进已经失去了对董卓的控制。其间有一个董卓上书的问题值得深思，而史书记载则较为混乱：

　　1《三国志》卷六《董卓传》说：“进乃召卓使将兵诣京师，并密令上书。”

　　2《后汉纪》卷二五“中平六年秋七月条”：“董卓到渑池上书。”

　　3《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卓得召，即时就道，并上书。”

　　以上三种史书所记载的上书内容又与《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典略》中的内容大有出入，《资治通鉴》和清人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则把它们混为一谈，实不知董卓在进京途中有两次上书，一次是在渑池（今河南省渑池县西），一次是在新安（今河南省渑池县东）。而“上书”则是解决董卓失控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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