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否忽视了《三国演义》的奇才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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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成败，一直是个值得讨论而又未能展开相应规模讨论的学术问题。认真读过《三国演义》的读者，如果具有独立的艺术欣赏力，一定会觉得困惑不解，在这本号称经典的文学名著中，充斥着那么多跑龙套式的人物，许多人物只是像影子一样一晃而过，在几句平淡的叙述中，还没有来得及给读者留下任何印象，就再也不见了。这样的人物在《三国演义》中为数在百个以上。按写小说的起码要求本是可有可无的，理应删去，然而罗贯中舍不得。这就产生了一个现象，《三国演义》中没有生命的人物比之《水浒传》中之顺便带过（以凑满一百零八将）要多得多。

　　我想许多读者，哪怕是在潜意识中也是有过这个感觉的，只是慑于《三国演义》的经典权威不敢多想，把发现真理所必要而正当的怀疑自行扼杀了。其实对于《三国演义》的艺术性鲁迅早已表示过否定的意见了。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样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例如，赵云在刘备溃败之际，中血染数重征袍，于乱军救得刘备的独子，刘备却掩盖着喜悦之情，把宝贝儿子扔在地上说，为了一个小毛孩子，几乎损了我一员大将！这恐怕是做作，但写出一个政治家在败亡之际，做出这样的姿态，正是抓住了刘备的个性。这种个性本身的虚伪成分，罗贯中也许感觉不强，但作为艺术形象，能让读者感到其言并不由衷，这样的“虚伪”不正是艺术上成功的表现吗?

　　鲁迅对《三国演义》的批评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说《三国演义》“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举曹操、刘备、关羽为例，至少论点与例证不相符。罗贯中把刘备的“长厚”写过头了，因而有使刘备近于虚伪之处，这就是说好人也有坏处了。至于说曹操，作者的厌恶之情是十分强烈的，多数写他的凶残、虚伪、忌才，

　　延大笑曰：“杨仪匹夫听着!若孔明在日，吾尚惧他三分;他今已亡，天下谁敢敌我?休道连叫三声，便叫三万声，亦有何难!”遂提刀按辔，于马上大叫曰：“谁敢杀我?”一声未毕，脑后一人厉声而应曰：“吾敢杀汝!”手起刀落，斩魏延于马下。

但对于他的求才若渴和文韬武略也不是完全抹杀的。当然从历史评价来说，这个奸雄的性格内涵还是相当复杂的，其间的原因，鲁迅虽然没有分析，但有所涉及，那就是“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拿今天的话来说：作家的主观动机和艺术的客观效果不统一。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常见的，并不见得都是坏事。就以鲁迅批评最多的诸葛亮的形象来说，“多智而近妖”，大体指的是“借东风”之类。这里有个古代英雄传奇的超现实智能的共同历史规律问题，姑且不论。就以“借东风”之多智逼出周瑜之多妒而言，使并肩对敌处于生死攸关之境地的战友心理上拉开层层扩大之距离，引发出后来三气周瑜，使之死前说出“既生瑜，何生亮”的名言。周瑜由妒才而致死的性格逻辑如此独特，以至于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找不到第二个。光就这一点来说，诸葛亮作为一个人物，是不能孤立地评价的。就算是诸葛亮的形象失败了，他所反衬的周

　　兵家胜败真常事，卷甲重来未可知。 ----罗贯中

瑜的形象也是成功的。另外，乃是鲁迅对于《三国演义》的中心主题缺乏准确的把握。在我看来，《三国演义》中临机应变、足智多谋的战略战术，不胜枚举，但其基本思想，乃是争取正统王位的“奇才决定论”。曹操求才而忌才，孙权雄才而重才，关公恃才，周瑜妒才，诸葛亮以才报知遇之恩。只有刘备是例外：无才。但刘备身为正统，倾心用才，有奇才者则平等待之如兄弟、尊之如师长。一部《三国演义》就是一部求奇才、争奇才、斗奇才的心灵交战图。

　　《三国演义》许多大大小小的战役往往因为一才之得或一才之失而决定胜败。这和《西游记》一样，常因一法术、一仙之助而渡过难关。《水浒传》的许多征战也有这样的现象，打到了十分困难的时刻，便有人献策争取某一能人（从通臂猿侯健那样的裁缝到卢俊义那样的财主），哪怕是用欺骗的手段也好，只要引进人才就能逢凶化吉。如果《三国演义》满足于这样的套子就没有它独特的魅力了。值得庆幸的是，《三国演义》在奇才决定的老套之下展开了奇才人物之间心灵搏斗的复杂错综的心灵网络图。正是因为这样，《三国演义》语言上的缺陷（诸多陈词滥调，斗智多为理性）才被掩盖了，对于艺术上没有独立分析能力的读者来说，简直可以略而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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