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选择铁腕诸葛亮作政治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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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出师表】（摘录）

　　诸葛亮（蜀·丞相）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历史上建国巴蜀的割据政权都是安于自守，唯有蜀汉对中原始终抱有浓厚的政治野心。

　　蜀汉能以一州之力连年征战以争天下，是因为它建立了以北伐为目标的战争体制。

　　蜀汉的战争体制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全国的思想高度统一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蜀汉以汉朝正统自居，一切政府言论和政治宣传都以北伐复国为基调。在国家建设方面，蜀汉的主要精力放在北伐中原上。国力的积累是在为战争做准备，外交的目标是为战争创造有利的环境。人口不满百万的蜀国竟然保持了一支将近十万人的常备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战争体制所体现的第三方面是在全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诸葛亮在战争目标下，确立了对全国的实际掌控。

　　整个战争体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刘备集团在中原大地上的颠沛流离。整个集团处于一种高度不稳定、充满威胁的迁移过程中，战争几乎成为集团的常态。人们极少进行经济建设，而是适应了三月一小战五月一大战的生活。获得荆州南部的四个郡后，刘备集团相对安顿了下来，但是流动和战争的基因毕竟种下了，并在之后的进攻益州和汉中战役中获得了延续。

　　战争基因的产生是集团生存的要求，但是诸葛亮成为托孤大臣后，却将此基因巩固、发展，使之流淌在国家的血脉中。特定的形势和诸葛亮的个人能力与之相配合，就建立了战争体制。

　　战争体制的萌芽出现在永安托孤之时。分散在《三国志》各卷中的只言片语向我们展示了这一重要事件的全貌。《后主传》说：“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

　　《诸葛亮传》说：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临终时，呼鲁王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后人对刘备托孤事件的认识就是以这两段记载为基础的。它告诉我们刘备将军政大权和儿子都托付给了诸葛亮，而诸葛亮也立下了鞠躬尽瘁的誓言。然而，这样的描写对于分析这一事件对日后蜀汉政权的影响来说，太过简略了。我们需要从这两段记载出发，仔细品味文字背后的点滴宝贵信息。

　　条分缕析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刘备为什么选择了诸葛亮作为政治委托人?

　　刘备政治生涯的前半期颠沛流徙，没有固定的据点。难得的是有一群忠心耿耿的人才始终聚集在他的周围。这群人就包括关羽、张飞、简雍、糜竺、糜芳、赵云等人。他们来自北方各地，组成了蜀汉政权的原从派系。但是这一派系人数有限，掌握的军队和政权也非常有限。到章武三年，赵云是原从派系中硕果仅存的“大佬”，他率领的江州军也是原从派系掌握的主力军队。刘备得到新野，不仅获得了发展的据点，也获得了与荆州世族增进关系的据点。荆州大世族势力有蒯家、蔡家、庞家、黄家、马家、习家等，刘备最终取得了多数本地地主的支持，庞德公、庞统、马良、马谡、黄忠、伊籍、诸葛亮、张南、冯习等人都投入了刘备阵营。这些人人多势众，组成了作为蜀汉政权支柱的荆州派系。荆州派系支持刘备进取四川，在关羽失荆州后则支持刘备攻吴。四川的多数世族在刘备执政后，也都转而支持蜀汉政权。法正、张松、孟达、黄权、刘巴、李严、吴懿等人组成了四川派系。

　　刘备托孤之时必须取得控制军队和政权多数的荆州派系的支持。首先，诸葛亮是荆州派系的核心人物之一，符合这个最重要的要求。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是刘表的旧友；沔南名士黄承彦是他的岳父；原在荆州主掌行政的蒯家是诸葛亮大姐的婆家；掌握军权的蔡瑁是他的妻舅；庞家是诸葛二姐的婆家。通过这些直接关系的转折，诸葛亮又和马家、习家等搭上了关系。诸葛亮绝不是什么“躬耕南阳的布衣”，而是荆州派系关系网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棋子”。

　　其次，诸葛亮是战后人才凋敝的蜀汉政权中声望、功绩最高者。刘备东征之前，庞统、法正、关羽、张飞、黄忠就已经先后亡故。东征失败，张南、冯习战死，马良遇害，黄权被迫投降魏国。战后声望和资历甚高的司徒许靖、尚书令刘巴以及骠骑将军、凉州牧马超和刘备的妻舅、安汉将军糜竺相继去世。蜀国已经没有人能在功劳和名望上与时任丞相的诸葛亮相匹敌了。

　　所以刘备面临的不是挑选谁为“辅命大臣”的问题，而是如何让这个人尽心选辅助幼儿、延续政权的问题。正史的说法是刘备以情动人。他一方面告诫儿子对诸葛亮要“以父事之”，要像对父亲一样尊重诸葛亮，听从诸葛亮；另一方面，他又当众大大夸了诸葛亮一番（顺便贬低了老敌手曹操的儿子一番），推心置腹地说如果刘禅可以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刘禅实在不成器，你就取而代之吧。诸葛亮感激涕零，当场表示要忠心事主。

　　不管刘备是真心还是假意，白帝托孤都是以退为进的成功战略。日后的政治发展都证明刘备对刘禅的判断、对未来的把握是正确的。刘备“诚心诚意，举国相托”；而诸葛亮“忠心为国，鞠躬尽瘁”，树立了千古明君忠臣的典范。

　　第二个问题是，承诺毕竟是苍白无力的，怎么约束权臣的行为呢?刘备临终前设计了复杂的权力结构，希望对诸葛亮进行实质限制。他将身后的权力三分给了三个派系。

　　刘备召见诸葛亮的同时也召见了尚书令李严，在任命诸葛亮为“辅命大臣”的同时也让李严“同为顾命”。李严是人们相当陌生的名字，却是刘备寄予众望的股肱之臣。

　　李严，南阳人，先后在荆州、四川任郡吏、县令、护军。办事干练，在各处势力任职都受到器重。建安十三年，曹操攻打荆州，时任秭归县令的李严并没有投曹或投刘，而是弃官入蜀投奔刘璋，任成都县令，成为四川势力的代表之一。建安十八年，刘备伐蜀，时任护军的李严受命驻守绵竹抵御刘备，但李严率部队投降刘备，转为刘备阵营的重要人物。

　　在蜀汉政权中，李严历任裨将军、犍为太守、兴业将军、辅汉将军。在地方官任上，李严表现出其出色能力，屡次以少数兵力平定大规模的叛乱；又凿通天社山，修筑沿江大道，大兴土木，短短两年就将郡城整修一新，“吏民悦之”，“观楼壮丽，为一州胜宇”。李严是历任犍为太守中政绩最好的一位。

　　李严的政绩和官职都与诸葛亮不相上下。章武二年秋，刘备伐吴败回，征召李严到永安宫，由太守提拔为尚书令①。李严带领蜀汉政权不多的主力之一（川内地方军队）来到川东，实际负责刘备行营的大小事务，显示出强劲的“接班”架势。

　　刘备最终还是选择了诸葛亮为头号辅命大臣，而是让李严“同为辅命大臣”，“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这样的权力结构正好让诸葛亮和李严互相制衡，防范的对象是照行丞相事的诸葛亮。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刘备多次笼络提拔李严，并藉由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础，取代去世的老将，为诸葛亮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刘备选择李严与诸葛亮保持制衡，也因为李严本身与诸葛亮是同乡，在荆州和四川两大派系中都有关系。这就为双方的利益协调与合作奠定了基础，以免刘备死后蜀汉政权内讧激烈，难以控制。

　　刘备最后召见的是原从派系的代表——赵云。刘备的事业因原从派系而起。赵云是反对刘备的伐吴决策的，因此没有参与东征，而率领

　　龙游沟壑遭虾戏，凤入牢笼被鸟欺。

本部兵马驻扎在江州，聚拢着原从派系的最后血脉。战败后，蜀汉政权还全赖这支生力军在川东稳住了阵脚。“先主失利于秭归，云进兵至永安，吴军已退。”

　　各方都非常清楚，随着征伐无常、后继乏人，原从派系的衰落是难以避免的。作为三派中最弱的一派，原从派系非常适合扮演“关键少数”的角色。赵云的威望和他所控制的军队就是这一角色最好的砝码。

　　刘备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动情地回忆起早年经历的幽州起兵、河北烽火、中原逃难，感激赵云近四十年的忠心追随。最后，刘备深情地嘱托赵云继续照看刘禅，关心朝政。这段嘱托给了赵云非正式的“辅命大臣”地位。尽管之后赵云依然低调，从来没有利用这一法宝，但他及其派系始终是隐藏在花丛后的大炮。

　　笔者不厌其烦地分析托孤事件，是想表明刘备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其实是相当现实的。他既没有念念不忘兴复汉室，高呼“北伐！北伐！”，也没有劝告后人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争夺天下。相反，他只希望自己辛苦半生建立的事业能够在后人的手里保住，不希望出现权臣当国、危害儿孙权位的情况。《诸葛亮集》所载刘备遗诏充满了对儿子刘禅的谆谆教诲，其中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等名句。

　　刘禅即位之初，时值蜀汉新败，国力亏空，不可不谓是存亡之秋。当时西北有少数民族作乱，南有以孟获为代表的各族人民造反；中原的魏国在陕南虎视眈眈；而江南东吴作壁上观，敌友不明。政权内部的明争暗斗使得形势更加险恶。

　　成都的“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以首席辅政大臣的身份全权处理军政大事。如此一来，蜀汉军政大权开始逐渐委于个人。实践中，诸葛亮北和羌胡，平南蛮，联合东吴，北上伐魏，大展英才。这是平息蜀汉内部的党派之争的客观选择，却使诸葛亮成为了前所未有的权相。

　　《诸葛亮传》载：“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李严在同时也获“封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但在与诸葛亮集团的斗争中逐渐处于劣势。

　　建兴三年，诸葛亮率众南征，几乎征发了各派所有力量，这可以视做诸葛亮对个人权势的检验。可能是因为平定南方战乱是国之大事，李严集团没有对这个安排表示反对。因此到了第二年，诸葛亮集团继续采取了行动。“以诸葛亮欲出军汉中，严当知后事，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江州属于内地，战略地位不如永安。尽管李严的军衔升为前将军，尽管李严表面上依然节制陈到，东部事务“皆统属严”，但李严的实际地位却下降了。同时需要注

　　兵马出西秦，雄才敌万人。

意的是，诸葛亮以出军汉中为理由，开始以军事行动优先政治和人事安排。

　　既然如此，李严只好降低姿态，转而全力经营江州，修筑巴郡，希望建立一个能够与成都相敌的根据地。在此期间，李严采取了两次大的行动。第一，根据《诸葛亮集》的记载，李严曾“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汉制，非刘姓不得封王。这完全是李严对诸葛亮的一次不怀好意的笨拙试探。诸葛亮马上回信拒绝说：“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在回信中，诸葛亮明确表明自己对李严这个老朋友来信的不解。一方面，诸葛亮许诺灭魏之后当“与诸子并升”，意思说统一北方后我们俩共享富贵，开给了一张空头支票；另一方面，诸葛亮又说“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暗示李严自己才是头号托孤重臣，提醒李严不得妄动。

　　第二，李严要求在川东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设立“五郡巴州”，自为巴州刺史。蜀汉政权真正控制的只有益州一州，由诸葛亮担任州牧，这样诸葛亮就控制了蜀汉唯一的地方政权。现在李严要求将四川一分为二，自己领有一州，以实力对抗诸葛亮的意图非常明显，诸葛亮控制的朝廷自然是断然拒绝。在后来弹劾李严罪名的奏折中，诸葛亮将李严的这一主张看做是“穷难纵横”。

　　应该说，李严集团的这两招都是“臭棋”。李严这个人“腹中有鳞甲”、“性自矜高”、桀骜不驯，还“逞苏、张诡糜之说”、“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李严缺乏沉稳敏锐的特性，这就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诸葛亮虽然坚定了肃清李严的决心，奈何条件尚未完全成熟。

　　建兴八年，李严以资历再升为骠骑将军。同年，蜀魏在汉中战事激烈。诸葛亮率大军坐镇汉中，以此为契机解决李严问题。诸葛亮采取了调虎离山的策略，要求李严率兵两万离开根据地江州到大本营汉中抗魏。这既使李严失去了根基，也减少了江州发生动乱的可能性。大敌当前，李严更是没理由抗命。深知利害关系的李严提出要求，提名让自己的儿子李丰担任江州都督，继续掌握川东军队和根据地。这一次，诸葛亮非常爽快，“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李严只得率军北上，他忘记了树倒猢狲散的道理。只要打倒李严，他的残余集团注定要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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