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不可多得的蜀中英才——蒋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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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死后，蒋琬成为蜀汉的执政者，主政12年，政通人和，经济复兴，百姓安居乐业，蜀中呈现了一派“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的大好气象。然而，在《三国演义》中，这位举足轻重的蜀汉重要人物却是个极其次要的过场角色，他的名字仅仅出现了24次，与出现了1747次的诸葛亮相比根本就不成比例，甚至与他的后继者姜维比较亦相差甚远（姜维的名字出现了302次）。这不能不说是件十分遗憾的事。平心而论，蒋琬是三国时代一位不可多得的才德兼备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蜀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宽广容人、秉公处事的领袖气度

　　古往今来，多有这样一类人：就个体而言，才能超拔，但心胸狭隘，不能容物容人，缺乏凝聚力，因而就群体而言，其才干实难发挥积极作用。这样的人虽然是人才，但不是大才，不是领袖之才。蒋琬胸怀宽广，谦恭和顺，容物容人，具有不同寻常的领袖气质。陈寿《三国志·蒋琬传》载：诸葛亮很早就看好蒋琬，向刘备举荐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

　　事实上，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魏、吴虎视眈眈，蜀汉国力脆弱，人心浮动不安。在此危难之时，堪当重任的最佳人选正是蒋琬。《三国志·蒋琬传》云：“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蒋琬继诸葛亮之后之所以能成为蜀汉众望所归的执政者来支撑大局，同他的个人魅力密不可分。他不卑不亢，待人宽厚，处事冷静，善于团结同僚。部下东曹掾杨戏“素性简略”，对上司不愿曲意逢迎，蒋琬同他谈论，他常常默然不应答。于是，有人便向蒋琬进谗言，说杨戏轻慢上司。蒋琬当即驳斥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诫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不仅不怨恨杨戏，反而认为杨戏是个快人、直人而予以肯定。部下督农杨敏曾在人前批评蒋琬做事糊涂，能力有限，赶不上前任诸葛亮。有人将这话转告蒋琬，主张推问整治杨敏。蒋琬十分平静地说：“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后来，杨敏犯罪下狱，众人以为杨敏必死无疑，岂料蒋琬心无亲疏厚薄，依法秉公处理此案，使杨敏得免重罪。其公正无私宽厚容人如此！这与生活中那些只喜欢别人对他溜须拍马大唱赞歌而听不得不同声音极力排斥异己的昏庸官僚相比何啻千里！

　　可惜这几条史实没有被罗贯中采入《三国演义》中，致使蒋琬的美德未能得到充分的表现。不过，《三国演义》对蒋琬豁达大度的胸怀还是有所描写和肯定，一个典型的例子对杨仪的处罚。杨仪虽有才干，但是个狷狭自私的小人。小说第105回说，诸葛亮死后，杨仪自觉才能超拔，且平定魏延功高盖世，理应

　　安居在家是父子关系，受命于国家之事，是君臣之分。(没有父子关系)充分体现曹丞相执法严明，不询私情，教子有方，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这种美德值得中华民族借鉴和发扬。! ----罗贯中

继任诸葛亮之职。没料到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是蒋琬，于是杨仪深恨蒋琬等人，“自以为年宦先于蒋琬而位出琬下，且自恃功高，未有重赏，口出怨言，谓费祎曰：‘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将全师投魏，宁当寂寞如此耶！’”结果，“后主大怒，命将杨仪下狱勘问，欲斩之。”但宽厚的蒋琬不但没有记恨而落井下石，反过来还替杨仪说情：“仪虽有罪，但日前随丞相多立功劳，未可斩也，当废为庶人。”蒋琬这种不感情用事容物容人的气量明显优于诸葛亮。诸葛亮虽然智慧超绝，善于识人，但在用人和处理问题上常夹杂着个人好恶之情。魏延英勇善战，但生性“矜高”，傲慢少礼，又有主见，敢于向诸葛亮提出不同意见，因而向来不被诸葛亮所喜欢。街亭之战中，不派魏延等宿将担当大任，而重用自己关系亲密却无任何实战经验的马谡据守要冲，终致北伐失败。晚年在处理杨仪和魏延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明显偏袒杨仪而压制伤害魏延，直接导致他死后魏延不服杨仪节制而同室操戈，给蜀汉集团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罗贯中借费祎之口指出：“杨仪于丞相前累谮魏延，因此逼反，人皆知之”。其实，《三国演义》的读者都明白，逼反魏延的岂止是杨仪，诸葛亮亦难辞其咎。诸葛亮的偏心狭隘与蒋琬的公正豁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是由于蒋琬虚怀若谷，容物容人，善于化解矛盾，使得他当政的十多年中，蜀汉上下齐心，百官勤勉，政治清明，民风纯良。这充分显示了蒋琬深具魅力的领袖素质。　　

　　二、精明干练、沉着稳健的政治家风范

　　作为蜀汉后期的中流砥柱，蒋琬的声望不仅仅建立在优秀的人品上，更建立在他出色的才干上。蒋琬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办事精明强干，深得诸葛亮信任。《三国志·蒋琬传》说，蜀汉建兴八年，诸葛亮任命蒋琬为丞相府长史，负责处理军中日常事务。蒋琬任职期间，一切井然有序，“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没有后顾之忧的诸葛亮常对人讲，蒋琬才高而“忠雅”，足以共谋王业。晚年又上表嘱咐后主道：“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可见，诸葛亮选择蒋琬接替他来支撑蜀汉大厦决非偶然。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尽管对蒋琬的描写十分简略，但蒋琬精明干练的办事作风和处变不惊的应变能力依然得到了形象的再现。第98回写东吴孙权继曹魏、蜀汉之后登坛称帝，派使者赴成都通报情况，并向后主表示愿与蜀汉建立同盟以抗曹魏。其时，诸葛亮驻扎汉中。成都君臣反复“商议”，“众议皆谓孙权僭逆，宜绝其盟好”。蜀汉君臣此时还严守所谓“正统”，其迂腐、不懂权变可知。独有蒋琬不赞同与东吴绝交，因为绝交只能使东吴反目为仇，对蜀汉相当不利。但他又不便违背“众议”，他深知诸葛亮的意见能起决定性作用，因而他向后主建议：“可令人问于丞相”。询问的结果是诸葛亮与蒋琬不谋而合，从而避免了一次吴蜀危机，足见蒋琬的精明和老辣。第105回写诸葛亮新亡，蜀中举国上下人心震悚，大有倒了擎天柱的悲观。而就在这时，边庭告急，“东吴令全琮引兵数万屯于巴丘界口，未知何意”。这对于蜀汉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以致后主惊问：“丞相新亡，东吴负盟侵界，如之奈何?”在此危急之时，蒋琬沉着冷静地估量形势，在不明对方真实意图的情况下，他提出做两手准备：“臣敢保王平、张嶷引兵数万屯于永安，以防不测。陛下再命一人去东吴报丧，以探其动静。”结果很快消除了东吴君臣的觊觎心理，使孙权折箭为誓：“朕若负前盟，子孙绝灭！”蒋琬面对突发事件，处变不惊，从容措置，充分显示了他善于应变的大将之才。

　　蒋琬的过人之处还体现在他善于处理复杂棘手的问题。魏延杨仪事件是蜀汉有史以来最大也是最复杂的内乱，诸葛亮执政时，魏延领丞相府司马，杨仪为丞相府参军，一文一武，都参与军机大事，是诸葛亮在军事上的左右臂。但二人向来水火不相容，诸葛亮又未能秉持公心妥善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终致二人在诸葛亮死后彻底反目。魏延不服职位低于自己的杨仪节制，而杨仪仗诸葛亮遗令，撇下魏延不管，独领大军南撤，使魏延勃然大怒：“竖儒安敢欺我！我必杀之。”于是魏延率部径先南归，放火烧绝栈道，以断杨仪归路。其后，二人羽檄交至，纷纷向后主诬告对方叛逆朝廷。在不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太后及蒋琬等朝廷大臣都保杨仪而疑魏延。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满朝文武都知道诸葛亮不喜欢魏延，因诸葛亮的名望而偏向杨仪是很自然的事，同时，杨仪是不懂军事的文官，照常理推测贸然造反的可能性不大，而魏延是骁勇善战的武将，造反的可能性比杨仪大，因此对魏延加以防范亦在情理之中。当蒋琬率军北上处理这一事变时，魏延已残死于杨仪的追杀，并被践踏头颅和夷灭三族。魏延的悲剧固然同他的意气用事有

　　人杰惟追古解良，士民争拜汉云长。桃园一日兄和弟，俎豆千秋帝与王。气挟风雷无匹敌，志垂日月有光线。至今庙貌盈天下，古木寒鸦几夕阳。

关，但公报私仇的杨仪和偏心的诸葛亮实负有罪责。魏延屡建战功，善养士卒，在军中颇有威信，加上魏延实无叛逆之心，如果不给魏延一个公正的结论，恐怕难服众心。为蜀汉整体利益着想，蒋琬毅然推翻先前的判断，将事件真相如实禀告朝廷：“（魏）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国志·魏延传》）算是给魏延摘去了叛臣的帽子。接着又帮助后主妥善处理相关事宜：念及魏延前功，厚葬魏延；杨仪统领大军安全南归及扶孔明灵柩至成都有功，但在诛杀魏延事件中显得自私狭隘和残忍歹毒，因此加杨仪为中军师而“无所统领”（即升其职位而不让掌兵权）。这样的处理十分得体，既安抚了同情魏延不幸命运的将士，又抑制了嚣张狠毒的杨仪，从而避免了蜀汉内部矛盾的激化。毛宗岗对此处置非常欣赏，在《三国演义》105回的行批中评曰：“处置得停当，想必蒋公琰所教也”。的确，在蜀汉的政治家中，蒋琬最善于处理内外复杂事件和棘手问题，其办事的稳健和老到甚至是诸葛孔明所不及，即使置于整个三国时代，蒋琬仍不失为一位出类拔萃的政治奇才。　　

　　三、贵柔守静、用兵以奇的战争谋略

　　在世人看来，蒋琬是治国之文臣，在军事上无所建树。《三国演义》没有把蒋琬作为重要人物来加以刻画，恐怕正是这一因素的影响所致，因为《三国演义》流传、成书于汉民族遭受欺凌的宋元时期，人民崇拜民族英雄，渴望民族英雄收复失地，《三国演义》将蜀汉作为汉民族的象征，那些舍生忘死主动讨伐北方强敌的蜀中将领如诸葛亮、姜维之流自然成为小说热情讴歌的对象。然而，客观公正地讲，尽管蒋琬没有具体指挥过一场重大战役，但他英明的战略思想对蜀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一）审时度势，大胆修正北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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