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政务上事必躬亲对蜀汉有哪些不利影响？

　　三国历史作为中国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今天三国历史频道就给大家来说一说三国中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一

    《三国志·诸葛亮传》开篇介绍：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泰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颖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刘备在新野的时候，经徐庶介绍，“三顾草庐”，请出诸葛亮辅佐自己。对此，《魏略》有不同的说法，认为不是刘备三顾草庐请诸葛亮，而是诸葛亮知道“刘表性缓，不晓军事”，才主动“北行见备”。《九州春秋》也持同样的说法。对此，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不同意，他依据诸葛亮《出师表》的“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的说法，认为“则非亮先诣备，明矣。”

    建安十六年，刘备占领成都，“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

    刘备在建安二十六年称帝后，策诸葛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死后，领司隶校尉。

    章武三年春，刘备病重，诏敕后主刘禅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建兴元年，封诸葛亮武乡侯，开府治事。后又领益州牧。

    建兴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诸葛亮在五丈原卒于伐魏军中，时年五十四岁。谥为忠武侯。

    观诸葛亮一生，可谓一完人、一能人、一奇人、一神人。既出仕为人臣，对刘备父子忠贞不贰，治国治军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堪称一完人；治理弱小蜀国保其平安，统帅弱小军队屡斗强敌，堪称一能人；涉猎广泛，博学多才，不论政治、军事、文化乃至于天文地理，似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堪称一奇人；由于后人在小说、戏曲中对借箭、借东风等故事的渲染，诸葛亮又成为一神人。也可以说，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忠臣的代表、智慧的化身、勤奋的典范。其人其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享誉中外，有口皆碑。有多少志士仁人，视之为神圣，争相效仿。诸葛亮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已成为不朽的警句格言。

    二

    诸葛亮之忠之智之勤的同时，决定了他的性格中必然出现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特点。

    按《魏略》记载，建安初年诸葛亮在荆州与颖川石广元、徐元直（即徐庶）、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诸葛亮说他们三个人如果出仕作官可以当剌史、郡守。三个人反问诸葛亮，诸葛亮“笑而不答。”诸葛亮所以笑而不答，是其志向与三人不同，是要“治国平天下。”那个时候，他不仅求学读书，而且时刻留意天下大事，未出山时，“三分天下”的隆中战略早已了然于胸。先于诸葛亮辅佐刘备的徐庶，虽然都是同学好友，却没有见到他在战略问题上给刘备出过什么主意，倒是临去时把诸葛亮这个“卧龙”推荐给了刘备。可见，诸葛亮的才学识是比那三位高出一筹的。

    诸葛

　　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 ----罗贯中

亮一开始就与刘备“情好日密。”为此，关羽、张飞都不太高兴。刘备曾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赤壁之战前，诸葛亮请命赴东吴，促成孙、刘联盟，获赤壁大胜。后与关羽镇守荆州。又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进军成都。镇守成都时，充分展示了诸葛亮的理政才能，使刘备政权“足食足兵。”

    诸葛亮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记载出现在刘备托孤之后。《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倾之，又领益州牧。事无巨细，咸决于亮。”《魏略》里还说：“亮亦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意思是诸葛亮以为刘禅不熟悉治理国家，所以内外之事都承揽了下来。陈寿在最后评定诸葛亮时说：“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夷，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从这短短的评语中，足可以看出诸葛亮付出了多么大的心血！

    凡重大军事行动，诸葛亮无不率军亲征，直至身死五丈原。建兴三年春，诸葛亮率众南征孟获时，丞相长史平阳侯王连就劝阻诸葛亮不要亲自征之，“此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虽然诸葛亮也因为王连言词恳切，有所犹豫，“故停留者久之。”（《三国志·王连传》）最后还是率军亲往。南方既平，没有了后顾之忧，诸葛亮集中精力留意于北方。用了两年多时间作伐魏的准备。“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三国志·诸葛亮传》）建兴五年，诸葛亮作有名的《出师表》，率军北驻汉中，开始长达十二年的伐魏战争。此期间，大小战事，诸葛亮无不亲自谋划、亲自指挥，胜负之间，殚精竭虑，既展现了诸葛亮的雄心大志、耿耿忠心，又说明了诸葛亮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这事出自于《魏氏春秋》的记载。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率军由斜谷出，占据五丈原，与宣王司马懿对垒。“亮每患粮不继，使已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这样相持百余日，双方还有使者来往。一次，诸葛亮使者至，司马懿不问戎事，单问诸葛亮吃饭睡觉及其管多少事多大的事。使者回答说：“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啖

　　卧龙南阳睡未醒，又添列曜下舒城。苍天既已生公瑾，尘世何须出孔明!

食不至数升。”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诸葛亮的评价也说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而且“善无微不赏，恶无纤不贬。”这既可以说明诸葛亮是“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也如司马懿所说，“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自校簿书”。裴松之为《三国志·扬戏传》作注中，用了《襄阳记》的一段故事：“亮尝自校簿书”。扬颙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耕稼，婢典炊爨（cuàn），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日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神疲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接着，扬颙还说了邴吉丞相不问横道之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丞相不知钱粮之数说“自有主者”两个汉初的典故，批评诸葛亮“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

    诸葛亮尤其讲究细节。《袁子》说：“亮率数万之众，其所兴造，若数十万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营垒、井灶、圊溷（qīng hùn 厕所）、藩篱、障塞皆应绳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劳费而徒示好。”军中吃、住、行诸般事务，都要用绳墨衡量，务求整齐划一、规范标准、毫不走样。那个年代，又在战争中，做到这个程度，何其难也。可见诸葛亮又何其细也，何其严也。诸葛亮在五丈原最后一次与司马懿对垒，蜀军退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感慨地说，“天下奇才也！”（《三国志·诸葛亮传》）不仅如此，诸葛亮还“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这些都要亲自安排、亲自设计、亲自督办，则又可见诸葛亮何其辛苦也。

    “长于巧思”。《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做八阵图，咸得其要云。亮言教书奏多可观”。《魏氏春秋》说，诸葛亮作“八务、七戒、六恐、五具，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连弩不是太复杂，木牛流马虽有详细说明流传，但至今尚无人仿造得出。诸葛亮还有《诸葛氏集》计二十四篇、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三

    儒家所谓中庸之道，贵在“执其两端用其中”，所以“过犹不及”。诸葛亮事必躬亲，当然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一是隆中决策的战略目标没有最终实现。诸葛亮隆中决策是三国时期极为重要的战略思想，作为刚出仕的杰作，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但事后分析，这个战略也非十全十美，有其先天不足之处。以蜀之力，既要“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又要“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如此兵分为二，正是诸葛亮《后出师表》所说的北魏“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即所谓人之弊端，已之“乘劳”。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进攻樊城曹仁，曹操派于禁支援，又被关羽所败。这一仗，“于禁所督七军皆没”，关羽“威震华夏”，曹操竟商议迁都以避关羽锋芒。（《三国志·关羽传》）此时，恰是实施隆中决策的最佳时机。然而，我们却既没有看到“务东”支援关羽，也没有看到“出于秦川”而北上。关羽败亡、丢了荆州以后出现的一大变局，就是蜀魏两家“攻守之势异也”（语出贾谊《过秦论》）。此时，诸葛亮并没有依据局势之变及时调整其战略思想，乃至于频繁用兵于北，以被削弱的西蜀攻击已经壮大的北魏，其结果必然是徒费诸葛亮之心血、空耗蜀之民力财力。对此，张俨的《默记》批评说：“诸葛丞相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群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此说可谓切中要害。

    二是致蜀少人才，又有用人不当。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引用徐盛的评论：“蜀少人才，故慈、潜并见载述。”意思是相比较而言，蜀中人才不多，所以像许慈、胡潜这样的也给他们立传。《袁子》也说，蜀“小国贤才少。”其实刘备是比较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的，入蜀前后文臣武将队伍已有一定规模，为什么最后还是缺少人才呢?对此，诸葛亮应当负主要责任。古人说：“十邑之内必有忠信。”“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以诸葛亮之才之志，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然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善。”一般的才智轻易不会来投诸葛亮，即使来了也未必能派上用场。在用人上，蜀难以比魏。像张辽、张绣等武将都曾大败曹操，像贾诩、许攸等谋士都来自敌营，像陈琳这样的文士曾骂得曹操体无完肤，然最终都能为曹操所用。而误用马谡，致街亭之败，则是诸葛亮最大的一次失误。刘备知道诸葛亮对马谡偏爱有加，“深加器异”，所以在临死前特别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为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三国志·马良传》）还有对待关羽，也有过失。关羽听说重用了降将马超，很不以为然，竟写信问诸葛亮“超人才可谁比类?”此信显然是关羽骄气横生的表述。诸葛亮对这种必败之因，既没有亲自晓之以理，又没有使刘备这个当大哥的戒之以情，仅以“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敷衍过去。结果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此后越加骄纵，以至无视联吴战略，最后因轻敌而致败亡。因此，可以说是诸葛亮宠关羽之骄在前，才使关羽轻敌致败继之于后。关羽败亡，乃三国形势一转折性变化，实际成了诸葛亮、刘备乃至西蜀的一大悲剧。自此，蜀与魏争霸的基本条件已不再。还有，对彭羕（yàng），“诸葛亮虽外接待羕，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三国志·彭羕》）最后刘备把他调出任江阳太守。还有对待叛将孟达，诸葛亮致书约其为伐魏外援，“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到了司马懿征讨孟达的时候，“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也。”（《三国志·费诗传》）

    三是决策前讨论不够，很少集思广益。刘备托孤之后，由于“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诸葛亮又不能采纳别人的意见，所以出现了一些失误。建兴六年的街亭之败，实际是诸葛亮违众意用马谡造成的。当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结果诸葛亮没听大家意见。致书叛将孟达诱其为外援，费诗也不同意，说：“孟达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后又叛先帝，反复之人，何足与书邪！”对这个意见，“亮默然不答”，最后还是发书联络，致孟达死。其实，刘备也不大组织决策前的讨论，以致于东征孙权为关羽复仇时，群臣多谏，一概不从。东征大败后，诸葛亮叹息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只可惜法正已死。所以，决策前讨论之风，蜀未兴也。对此，诸葛亮并非不知不觉。《三国志·董和传》说，亮为丞相，教与群下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跷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话是这样说了，实际没有做到。

    四是刑法峻急，又“赦不妄下”。刘璋暗弱，治蜀失之于宽。所以诸葛亮认为政宽则应纠之以猛，故“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感怀怨叹。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末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这段话出自《蜀记》。裴松之不同意“刻剥百姓”的说法，说“未闻善政以刻剥为称”，这有道理。诸葛亮治蜀可谓善政，但为了纠正刘璋的弊端，也只好严刑峻法。《华阳国志》曰：“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道理是这样说，但对廖立则似有所屈。当初廖立年未及三十即为长沙太守，东吴来使问诸葛亮“士人皆谁相经纬者”。诸葛亮说：“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后来，廖立对自己的官职不太满意，说了一些批评朝政的话，诸葛亮知道后，废廖立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闻诸葛亮卒，垂泣叹曰：‘吾终为佐衽矣！’”即使这样，廖立仍然“意气不衰，言论自若。”（《三国志·廖立传》）还有那“少以才干称”的李严，获罪被废为平民，“闻亮卒，发病死。”（《三国志·李严传》）这二人本来盼诸葛亮能赦已之罪，自补前过，听说诸葛亮死讯，都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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