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看过一部日本电影《砂器》。影片讲战后日本东北部一对失去土地的父子,他们到处流浪,在大雨滂沱中赶路,在大雪天里乞讨,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
有一次,儿子被富家子弟殴打,瘦小的父亲拼命用身体挡住拳头和棍棒,滚落到水沟里。还有一次下大雪,父亲讨来一碗粥,用砂锅煮热了让儿子喝,儿子让他先喝,两人推来推去烫到了嘴,痛得原地大跳,却又相拥哈哈大笑……这个温暖的镜头,让我哭了。
那个父亲后来得了麻风病,被强行带到医院,儿子则被一户好心人家收留。后来儿子逃到东京,机缘巧合学习钢琴并成为崭露头角的钢琴家,还认识了一名大金融家的女儿。
正当谈婚论嫁时,早前的养父找到了他,让他去见他的亲生父亲。当时日本很重视门第,为了掩盖出身,他在车站把养父杀死了。
后来侦破的过程很复杂,我不太记得,只记得最后的情景是:警视厅探员把钢琴家的照片递到在麻风病院的生父面前,为保全儿子,生父拒绝承认这是他的儿子,只是默默地看着照片,默默地老泪纵横……
这个镜头被评为日本人性系列电影里最经典的镜头之一,电影院里的人哭得稀里哗啦。我当时不明白那个父亲为何这样做,等我明白,已为人父。
父亲是世上最不堪的那个斗士。如果你要问我当了父亲最主要的体会,这就是回答。我们的父亲没有《至高无上》中男主角的那种不怒自威;连油画《父亲》所展现的那古铜脸色中透出的勤劳坚忍,也不大看得出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为生活所困,面色无光,有些不大不小的疾病。其中一些连感情也并不如意,很年轻就显出一些猥琐来。可是他们爱着自己的孩子,像愚蠢而勇敢的工蚁,不落下任何一项工作。
你问我我的父亲是怎样的。他是个三流的音乐家,形象和性格都有些像《虎口脱险》里的那个指挥,暴躁而神经质。我很小的时候他便逼我练琴,我若不从或弹错,便要挨打。我从小身形敏捷,闪躲灵活,有一次钻到床下面去(新疆兵团的那种床,下面可藏半个班的人),他跟着钻进来,我在里面用扫帚对抗,导致床板坍塌,他的鼻梁都被砸出血了……还有一次学校发大肉(新疆管猪肉叫大肉),因为天冷肉冻得太硬,菜刀切不开,我俩就在院子里用斧头砍,我砍时大叫“砍死爸爸”。那天哈密大雪纷飞,他的鼻尖上全是雪花,他问我说什么,我又大声说“砍死爸爸”,他听了,就默默哭了。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我面前哭。直到现在我也没问过他为什么哭,不必问。
后来他跟我母亲离异,我随母亲回四川,从此父子聚少离多。后来知道他过得落魄,再婚也不幸福,女儿不想理他竟至离家出走……几年前我俩有过一次很隆重的见面,我给他买了很多衣服,他很开心地试穿了所有衣服,郑重地在镜子前走来走去。他把西服的扣子一口气扣到了最下摆,浑然不觉。
我爸是如此不堪的一个斗士,他想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大师,我却成了码字师傅。他想把我儿子培养成一个音乐大师,可我儿子却成了网球运动员。那次他回河南时,在车站认真拿起珂仔的手看了又看,说:“手指这么长,韧带这么开,可惜了……”头也不回,黯然离去。
你问我和我的父亲有什么不同。曾经觉得有很多不同,现在觉得其实一样,我们都努力让自己在儿子面前从容不迫,却内心恐慌。儿子出生那天,我正在谈一件重要工作,听说要生了,急急开车向几百里外那座小城赶去。
等我赶到,他已然出生。他神色安静,不着喜怒,正躺在襁褓里昏昏沉睡。他那样眼熟,却又无比陌生,像远方发来的一封不知来历的邮件,我不敢贸然打开,怕一打开,就接下一个高深莫测的任务。他间或醒来过,眼睛尚未完全睁开,只淡淡地瞄了我一眼,那么骄傲甚至暗藏某种不屑……然后又睡去。我盯着他,深觉责任重大又无法逃避。
我不知道其他父亲是否跟我有同样的感受,见到孩子第一眼时,一个突如其来的生命让自己感到迷茫。我曾对他半夜哭闹深感烦躁,对他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而感到怒火中烧。可渐渐地,不知何时,他已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无需承诺,就知此生必须保护他,帮助他,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我觉得拿一身洒满北美阳光的父亲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父亲并不公平,北美父亲是公民,势必有公民的尊严。可你看春运期间的那些父亲,他们迅疾地从车窗翻进去,动作粗俗,表情难看。倘抢到一个位置必大声招呼,怕被别人再抢了去。刚坐定,就忙着找开水泡面,或用粗糙的手擦拭着苹果让孩子吃。他们爱孩子,还要在孩子面前装得若无其事。我们都知道,倘孩子们发现我们的不堪,才是我们最大的不堪。曾经的一些事情让珂仔哭了,说再也不练网球了,因为我为供他练球,太辛苦。我大笑着骗他,告诉他:“你不知道,老爸我其实是有很多钱的,我暗地里其实是一个有钱人,你看,这是银行卡,这是存折……”他很相信,深以我为骄傲。
我小心翼翼地隐藏住自己不堪的奋斗,给他创造不必考虑尴尬问题的条件。我得努力工作,每天把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穿着整洁的衣服,让他觉得父亲其实很潇洒和浪漫,不甘人后,不输于人,成竹在胸。
我不要珂仔看出我的不堪。
我已是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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